来文提交人:

H.S.(由丹麦难民理事会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申诉日期:

2016年12月19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和第115条做出的决定,已于2016年12月20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本决定日期:

2021年7月19日

事由:

遣返回乌干达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明显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不推回;酷刑

所涉《公约》条款:

第3条

* 委员会第七十一届会议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30 日 ) 通过。

*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查:艾萨迪亚·贝尔米、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伊尔维亚·普策、阿娜·拉库、迭戈·罗德里格斯 - 平松、塞巴斯蒂安·图泽及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 ( 结合第 15 条一并解读 ) 以及《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则》 ( 《亚的斯亚贝巴准则》 ) 第 10 段,彼得·维德尔·凯辛没有参加对本来文的审查。

1.1申诉人H.S.是1977年出生的乌干达国民。她声称,缔约国如果将她遣返回乌干达,将侵犯她根据《公约》第3条规定享有的权利。缔约国已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作出声明,自1987年5月27日起生效。申诉人由丹麦难民理事会代理。

1.22016年12月19日,申诉人请求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2016年12月20日,委员会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4条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问题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人的来文期间不要将其遣返回乌干达。2019年3月21日,委员会拒绝了缔约国撤销临时措施的要求。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申诉人14岁时首次知道她是女同性恋者,自19岁开始与女孩发生性关系。她1981年至1996年上学。在此期间,她与两个女孩M.和R.发生关系。1996年,她的家人发现她与R.在一起,申诉人的父亲称R.“撒旦”,并将她从家中赶出。从那一刻起,因为她的家人试图隐瞒她是同性恋,一直将申诉人关在家里。尽管如此,一些当地人发现了她是同性恋。她们向申诉人吐口水,冲她大吼大叫,告诉她远离其他女孩。1998年,申诉人被一名男子强奸,该男子一再告诉她,女人应该和男人在一起。申诉人将此事告诉了父亲,但他没有反应。申诉人的家人将她赶出家,此后她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

2.2申诉人搬迁至Z镇,她在那里与一位女同性恋朋友B.同住了九年。为了避免遭受攻击,她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她和B.在当地市场售卖二手衣服。一些男人怀疑申诉人是女同性恋,称她为bisiyaga。申诉人试图通过改变进出市场的路线、躲藏及逃离她们,避免与这群男人接触。她只在必要时才离开家,在家里时锁上门,以避免受到袭击。她害怕作为女同性恋被孤立,被强奸。

2.3因为有暴露是女同性恋的风险,申诉人在Z镇没有恋爱关系。她和B.偶尔会去同性恋者经常光顾的酒吧。申诉人每次去酒吧或从酒吧回来时,都非常谨慎小心。她与在酒吧遇到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有时会和她们一起回家,但她们从来不在她家过夜,因为那样被人发现的风险会增加。

2.42007年5月,申诉人在Z镇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一位名叫A.的妇女,并开始与她发生关系。2007年6月,申诉人与A.一起逃离乌干达,前往丹麦,因为她在乌干达不能作为同性恋者自由地生活,害怕因为她的性取向而被强奸和监禁。

2.5申诉人抵达丹麦后,没有申请庇护,因为她不知道她必须积极做一些事情才能获准留在丹麦。她提到丹麦独立精神病学家的两份声明,根据这些声明,她很乐意将有关她生活的重要决定留给其他人去做。申诉人完全信任A.,A.没有向她解释她必须申请庇护或丹麦居留许可证。A.告诉她,她现在在这个国家是安全的,享有权利。与A.一起生活期间,申诉人一直与世隔绝,没有见到过A.的家人、亲戚或朋友,也很少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交往。

2.6在与A.生活了五六个月后,申诉人带着她的护照被留在了一家酒吧里,此前A.拿着她的护照。此后,她住在哥本哈根中央车站附近,然后一对非裔夫妇为她提供了住所,她以做家务作为回报。她在街上捡瓶子挣点钱。她从未与这对夫妇谈过居留许可证问题。

2.72013年3月15日,警察在这对夫妇的公寓里发现了她,并以她在丹麦非法居留为由逮捕了她,这时她才明白自己的非法处境。申诉人被拘留,她在拘留所提出庇护申请。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与她进行了面谈,承认她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第二天,申诉人被释放。

2.82013年10月7日,丹麦移民局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不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2014年4月10日,丹麦移民局拒绝了申诉人的庇护请求。2014年4月15日,申诉人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庇护组织(LGBT Asylum)取得联系,这是一个保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寻求庇护者权利的组织,她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名积极成员。2014年9月30日,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支持丹麦移民局驳回申诉人的庇护请求,认为申诉人关于事实的陈述不可信。

2.9由于对丹麦移民局2013年10月7日决定的英文翻译有误,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于2014年10月29日进行了一次新的深度面谈。丹麦打击人口贩运中心得出结论,认为存在关于人口贩运的怀疑,但是无法充分评估。2014年11月27日,丹麦移民局承认申诉人是人口贩运受害者。

2.10 2016年7月20日,因为申诉人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分离性遗忘症,并且她已被确认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丹麦难民委员会要求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申诉人的案件。2016年8月4日,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了此案,同意申诉人的事实陈述,但认为遭受迫害的风险不足以给予庇护。2016年12月5日,委员会拒绝了申诉人的庇护请求。

2.11 申诉人作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庇护组织的成员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参加骄傲游行和辩论。她还接受了丹麦媒体的匿名采访。2016年12月15日,乌干达网上八卦刊物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戴有申诉人的姓名和照片。这篇文章将她描述为即将被驱逐出丹麦的“乌干达顶级女同性恋者”。

2.12 2017年5月30日,难民上诉委员会再次拒绝了她的庇护请求。

申诉

3.1申诉人声称,在乌干达,她因性取向而受到当地居民和乌干达当局的迫害。她辩称,她过去因同性恋而遭受严重虐待的经历,加上在乌干达的同性恋者面临的总体人权状况,如果她被遣返回乌干达,将会导致她面临真实、针对个人和现实存在的遭受酷刑的风险,这违反《公约》第3条。

3.2她认为,她的情况,她以前因性取向而遭受严重虐待的经历,她在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组织中的形象和积极活动,以及这种人在乌干达的总体人权状况,都与J.K.诉加拿大的情况相似。

3.3关于她遭受虐待的经历,申诉人提及她因为性取向而遭受的“矫正性强奸”,以及她的家庭成员和乌干达当地群体对她的威胁。她声称,在逃离乌干达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可能被强奸的恐惧之中,并且为了避免遭受更多虐待而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在这方面,申诉人指出,参照欧洲联盟法院在X 、 YZ.诉移民部长案上的判决,不能期望同性恋者为避免受到迫害而在原籍国隐瞒或克制其性取向的表达。

3.4申诉人称,自2014年以来,她在丹麦一直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权利,如果被遣返,将增加她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风险。

3.5她声称,在乌干达,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尤其是活动人士面临遭受系统性的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的风险。她提及了2014年至2016年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以及媒体发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指出,即使在乌干达宪法法院2014年8月废除了《反同性恋法》之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在乌干达仍然遭受歧视、骚扰和攻击。此外,据报道,根据《刑法》第145条,女同性恋者面临被逮捕和监禁,遭受身体和语言虐待,并可能遭受“矫正性强奸”。据报道,尽管警官在某些情况下保护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但是乌干达警察也实施或纵容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权利的践踏。申诉人指出,在这种背景下,她面临遭受那种“矫正性强奸”的持续风险,而她已经是那种“矫正性强奸”的受害者。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缔约国在2018年1月19日的意见中指出,在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来文之后,难民上诉委员会于2017年5月30日重新审理了此案,并通过了一项新的实质性决定。缔约国指出,除了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4年9月30日、2016年12月5日及2017年5月30日做决定时已经考虑的信息之外,申诉人的来文没有提供关于她的个人情况或她请求庇护的理由的新信息。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7年5月30日做决定时,考虑了申诉人提到的关于乌干达的背景信息,以及更多的和最近的背景信息。缔约国得出的结论是,难民上诉委员会已经彻底审查了申诉人所有指控的实质问题。在评估申诉人如果被遣返是否将会面临《公约》第3条规定的虐待风险时,委员会考虑了以下情况:(a) 申诉人在乌干达曾经遭受的虐待,以及被遣返后面临遭受虐待的风险;(b) 申诉人在丹麦参加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组织的活动情况;(c) 在乌干达网站上张贴的一篇文章中有申诉人的姓名和照片;(d) 在乌干达的女同性恋者总体状况,包括女同性恋者的总体状况和申诉人的具体情况。

4.2鉴于国内当局对申诉人的案件进行了彻底的审查,以及缔约国在关于实质问题的意见中阐述的其他理由,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为可予受理之目的而建立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提出充分理由让人相信,如果被遣返,她将有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

4.3如果委员会认为来文可以受理,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没有充分证明她返回乌干达将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

4.4缔约国指出,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反映在《丹麦外国人法》第7(1)至(2)节中。在评估违反《公约》第3条的风险时,国内当局依靠委员会在第1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5至7段及其判例中阐述的标准。申诉人不符合认定违反第3条的标准,因为她没有提出有理有据的案件,没有证明她将面临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遭受酷刑的危险。

4.5缔约国提及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9段,指出,禁止酷刑委员会不是一个上诉机构、准司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应相当重视所涉缔约国机构的关于事实的调查结论。缔约国提请委员会注意,已经对申诉人的案件进行了两次审理,包括难民上诉委员会三个不同小组举行口头听证会审理了三次。在委员会审理的程序中,申诉人可以在律师的协助下,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发表意见。

4.6缔约国补充称,难民上诉委员会对申诉人的陈述和有关案件的现有的所有其他信息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审查,其中包括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委员会的评估是明确的,并且得到了来自可靠和客观的来源的背景材料的彻底证明和证实。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了关于申诉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医疗记录。结果是,委员会认为投诉人陈述中的前后矛盾和不太可能的因素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委员会在2016年12月5日和2017年5月30日的决定中,基本上接受了申诉人关于寻求庇护的理由的陈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发现委员会决策中有任何违规之处。缔约国得出的结论是,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仅反映她不同意委员会对她的具体情况和背景资料的评估,试图将委员会用作上诉机构。

4.7缔约国还指出,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不同于”她在2013年11月7日和2014年3月24日与丹麦移民局两次面谈时和在难民上诉委员会于2014年9月30日、2016年12月5日及2017年5月17日举行的三场口头听证会上所做的陈述。

4.8关于她在Z镇的逗留,申诉人在庇护程序中说,她和B.害怕被人举报给当局,被拒绝的男子偶尔会询问她们是否是女同性恋,村里的人怀疑她们,并说她们的坏话。然而,申诉人关于她对男性接近她和B.的描述,与她向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完全不同。她从未像对委员会说的那样,向丹麦当局提及她害怕作为女同性恋被孤立或者被强奸,或者她只在必要时才离开家,在家里时锁上门以防止在她家遭到袭击。

4.9在庇护程序中,申诉人报告说,除了男性提出要求外,她在Z镇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她没有提供关于她的生活方式引起的任何实际传言或任何其他类型问题的信息。当被问及她在Z镇是否遭受过身体虐待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缔约国还指出,她在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中关于她因去其他同性恋者经常光顾的酒吧和与其他妇女一起回家而面临的风险的陈述,与她向丹麦移民当局所做的陈述不同。当被问及是否因为她经常光顾同性恋酒吧而出现过任何问题时,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并表示,即使人们不公开表示自己是同性恋,她们也知道谁是同性恋。缔约国强调指出,申诉人和B.无可争辩地设法在Z镇共同生活了9年,她们周围的人都知道她们在一起生活。然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她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虐待或类似的伤害。

4.10 此外,缔约国对申诉人向委员会所做的下述陈述提出质疑:即她逃离乌干达前往丹麦,是因为她作为同性恋不能自由生活,害怕被强奸和监禁。缔约国提及申诉人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陈述,即她在与A.会面之前,从未试图离开乌干达,她们离开乌干达是A.提议的。申诉人称,她和A.在决定离开之前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她们作为恋人讨论这次旅程。当被问及她为何前往丹麦时,申诉人回答说,是因为A.表达了对她的爱。当被问及她与A.离开乌干达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村里人说她坏话时,申诉人回答说,她不想进监狱,她们爱得很强烈,她们受到了骚扰。

4.11 缔约国还对申诉人向委员会做的下述陈述提出异议,即她在Z镇居住,是为了“避免受到乌干达当局的进一步虐待”。申诉人从未向丹麦当局表示,她与乌干达当局有过问题或受到过乌干达当局的骚扰。从申诉人2014年9月30日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供的陈述看来,她相信,在她离开父母之前,她父母所在村庄的地方委员会就已经知道她是同性恋,但警察或地方当局都没有与她们联系过。在此背景下,缔约国不能接受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事实的陈述。缔约国不能接受申诉人向委员会做出的下述陈述,即她在逃离乌干达之前,一直生活在可能被强奸的恐惧中,她隐藏了她的性取向,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遭受进一步虐待。

4.12 至于申诉人以前在乌干达遭受的“矫正性强奸”形式的虐待,以及来自她家人和当地社区的威胁,缔约国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同意申诉人的看法,即以前遭受虐待的信息是评估是否存在真实的遭受虐待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同意这是未来风险的决定性指数。上诉委员会根据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1996年)第8段彻底评估了申诉人在其父母所在村子里受到其他人的虐待和待遇,是否意味着她如果回到乌干达将会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待遇的风险。委员会得出的反对这一假设的结论,部分是基于她遭受的所说的待遇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部分是基于下述事实:尽管申诉人特别脆弱和创伤经历导致的精神状态,但她随后设法在Z镇住了九年,并在那里与A.发生了同性恋关系,直到2007年在A.的提议下她与A.离开该镇前往丹麦。

4.13 缔约国指出,根据申诉人援引的欧洲联盟法院在X 、 YZ诉移民部长案上的判决,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难民上诉委员会彻底评估了申诉人如果返回乌干达是否会因乌干达女同性恋者所处的总体情况而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的风险。缔约国提及委员会2017年5月30日的决定,委员会更多地依据最近的背景信息,而不是申诉人提供的信息,审查了乌干达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法律规定和实际状况。

4.14 缔约国还提及难民上诉委员会2016年12月5日的决定,该委员会认定,申请人在离开乌干达时,她既不是备受瞩目的同性恋者,也未与任何人发生冲突。至于申诉人在丹麦的宣传活动,缔约国认为,J.K.诉加拿大案的情况与本案的情况不同。J.K.在乌干达积极参与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活动,曾被乌干达当局指控“实施违背自然的肉体关系”,在返回乌干达后,可能会因这些指控而被拘留。与J.K.不同,申诉人在乌干达没有进行任何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活动,她在丹麦为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组织进行的政治活动是以匿名方式进行,或至少不会使她成为备受瞩目的人,以至于她的情况足以证明,根据《外国人法》第7条给予她庇护是合理的。缔约国进一步指出,乌干达的情况近年来发生了变化,并且在继续变化。目前的情况无法与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情况相比,当时认为《反同性恋法》可以随时再次提交议会审议。

4.15 最后,关于乌干达八卦出版物在网上张贴的带有申诉人姓名和照片的文章,缔约国指出,在申诉人于2016年7月20日请求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她的案件后,委员会2016年7月21日收到了一封申诉人的邮件,其中有乌干达出版物的链接。这篇文章涉及丹麦当局的关于驱逐两名乌干达女同性恋者的决定。在文章中既没有申诉人的名字,也没有她的照片。委员会在2016年12月5日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在该文章中未提及申请人。2016年12月19日,申诉人再次要求委员会重新审理她的案件,并提到2016年12月15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其中有她的姓名和照片。委员会在2017年5月30日的决定中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的姓名和照片出现在乌干达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中,不能导致不同的评估结果,因为在其先前的决定中,委员会已经考虑了下述背景信息:据报道,一些组织,主要是在坎帕拉的组织,积极和公开讨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权利,并为了维护这些权利在法庭上提起诉讼;已经建立了支持同性恋者网络;在大城镇,公开讨论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有关的问题。缔约国认为,委员会已考虑了乌干达同性恋者的总体状况和申诉人的具体情况。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

5.1申诉人在2019年2月28日的评论中,提到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关于乌干达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总体状况的几个报告。她引用了人权观察社《世界报告》(2018年),该报告称,“根据乌干达殖民时代的法律,同性性行为仍然被定为犯罪”,“人们仍然担心,2016年的非政府组织法实际上将合法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利定为犯罪”。此外,人权观察社在报告中提到,在道德与诚信部长威胁要对组织者进行逮捕和使用暴力之后,在坎帕拉和金贾的骄傲庆祝活动取消了。报告称,警方未停止对被指控进行双方同意的同性行为的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强制进行肛门检查的做法。

5.2申诉人还引用了《网络自由》(2018年)的摘录,自由之家在其中指出,据报道,“以勒索为目的对同性恋者进行黑客攻击”,具体说,“一名在最高危人群倡议组织(Most at Risk Populations Initiative)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电子邮件和脸书帐户被强行控制”,活动人士表示,“根据社会工作者通过她们的工作和私人通信获得的关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倡议群体的大量信息,这一举动可能是由政府实施的”。申诉人还援引了《世界自由》2018年的报告,自由之家在报告中指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群体“继续面临政府和社会大部分人的公开敌意”,“根据殖民法规,同性恋实际上仍然被定为犯罪”,“被指控实施双方同意的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可能被迫进行肛检”。最后,申诉人提到了2018年2月9日发表的题为“乌干达:人权团体是暴力闯入的目标”的文章,人权观察社在其中描述了人权非政府组织,包括捍卫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非政府组织,如何遭到一系列闯入、盗窃和袭击,而警方并未查明或逮捕嫌疑人。申诉人指出,这些最近的背景资料证实,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在乌干达面临困境,致力于保护他们权利的非政府组织受到骚扰。

5.3申诉人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的最后决定是基于背景资料,并没有考虑一篇文章将她的照片和姓名张贴到网上后她可能面临的风险。

5.4申诉人不同意缔约国关于她向委员会提供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与她在庇护程序中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差异的说法。首先,她指出,她关于一再受到男性质问和侮辱的陈述与她的下述陈述非常一致,即想要与她们约会的男性曾试图接近她和B.,但遭到拒绝,然后询问她们是否是女同性恋者。其次,她指出,她与A.一起去丹麦的根本原因是逃离乌干达的机会,避免因性取向而遭受强奸和监禁的风险。在这方面,她忆及她的医学诊断。根据该诊断,在与她生活有关的重要决定上,她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而是让其他人做决定。她还回忆说,她已被确定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她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她的特殊脆弱性和精神状况,不能总是指望她“自己”解释清楚根本原因,因此,不能将她说明她行为的更深层原因视为“描绘了与事实不同的画面”。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2019年6月20日,缔约国提交了补充意见,指出申诉人2019年2月28日的意见没有提供新信息。因此,缔约国重申其2018年1月19日的意见。

6.2缔约国承认,根据难民上诉委员会掌握的最近的背景资料,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在乌干达面临困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申诉人如果被遣返,将会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缔约国指出,决定性的问题是,申诉人在返回之后,是否因她的具体情况而将面临真实的遭受虐待的风险。缔约国坚持认为,申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理由相信她在乌干达将有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危险。

6.3缔约国指出,尽管在申诉人的陈述中存在前后矛盾和不太可能的内容,但难民上诉委员会考虑到申诉人的脆弱性和精神状态,同意了她寻求庇护的理由。然而,缔约国坚持认为,在代表申诉人提交的陈述中和申诉人在庇护程序中的陈述中,对案件事实的解释是不同的。

6.4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返回乌干达不会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7.2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它已确定申诉人用尽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因此,委员会认定《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不妨碍委员会审议该来文。

7.3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因为国内当局已经彻底审查了申诉人的申诉,而且因为申诉人未能证实她如果返回乌干达,将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针对个人的风险,来文明显没有根据,必须予以驳回。

7.4然而,委员会认为,申诉人已经为受理目的,充分证实了关于她因性取向而可能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的风险的申诉。

7.5鉴于委员会认为在受理方面没有进一步障碍,它宣布根据《公约》第3条提交的来文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当事各方向委员会提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回乌干达,是否会将构成缔约国违反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或她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驱回”)到该国。

8.3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返回乌干达后将面临针对个人的遭受酷刑的风险。在评估这种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所有有关的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忆及,这种确定的目的是,确定所涉个人在将被遣返的国家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的和真实的风险。因此,一国境内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确定某人在返回该国后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的充分理由;必须有其他理由表明当事人将面临针对个人的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情况,也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特定情况下不会遭受酷刑。

8.4委员会忆及,只要有“充分理由”相信,当事人在可能被遣返的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成员在目的地国可能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便存在不推回义务。委员会还忆及,只要遭受酷刑的风险是“可预见的、针对个人的、现实存在的和真实的”,即有“充分理由”。针对个人的风险迹象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a) 申诉人和/或申诉人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b) 申诉人的性取向;(c) 女性申诉人遭受包括强奸在内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风险。

8.5委员会忆及,举证责任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案件,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然而,当申诉人无法就其案件提供详细资料时,例如当申诉人已证明自己无法获得与其酷刑指控有关的文件或者已被剥夺自由时,则举证责任倒置,有关缔约国须调查指控并核实来文所依据的信息。

8.6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意见,即鉴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在乌干达普遍受到虐待,她在丹麦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组织中备受瞩目和积极参加活动,以及她过去因性取向而遭受过“矫正性强奸”,她如果返回乌干达,将面临真实、针对个人和现实存在的遭受酷刑的危险。委员会也注意到申诉人的意见,即丹麦当局没有充分考虑带有她的姓名和照片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她面临的额外风险。

8.7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国内当局已经彻底审查了申诉人的个人情况,包括披露她姓名和照片的媒体文章,同时考虑了乌干达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总体人权状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国内当局考虑了申诉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尽管她的陈述中有前后矛盾和不太可能的内容,国内当局仍然接受了她向庇护当局提供的事实。委员会也注意到缔约国的下述意见,即申诉人向委员会提交的来文中的一些陈述,与她在庇护程序中向丹麦当局提供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不一致。

8.8委员会认为,在申诉人因性取向在乌干达遭受“矫正性强奸”这一点上,没有争议。委员会提及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并忆及,在适用不推回原则时,缔约国应考虑,该人在原籍国或者在将被遣返的目的地国,是否曾经或将成为相当于酷刑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或性暴力,包括公开或私下实施的暴力,而没有主管当局保护受害者的干预。在审查关于违反《公约》第3条的指控时,委员会应考虑申诉人过去是否遭受过在一位公职人员或其他以公务身份行事的人的煽动或同意或默许下实施的酷刑或虐待,如果是这样,这是否是在最近的过去发生的。

8.9委员会忆及,私人行为者实施强奸,而国家未尽职尽责地阻止、调查、起诉和惩罚责任人,这种强奸构成《公约》第1条意义上的酷刑。然而,委员会同时注意到,申诉人是私人侵犯的受害者,然而从未向当局举报。申诉人没有争辩称:乌干达当局可能知悉这一强奸,他们没有尽职尽责地查明和制裁肇事者,或者他们没有向她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8.10 委员会忆及,过去遭受的虐待,只是在评估违反《公约》第3条的风险时应该考虑的一个因素。这种评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申诉人目前在返回原籍国后是否将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并不能从申诉人过去遭受过虐待而自动得出结论认为,如果她返回乌干达,仍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注意到,丹麦移民当局在评估申诉人的庇护案件时,考虑到了申诉人被强奸与她离开乌干达之间的重要时间段,以及在她离开乌干达之前的九年里,她与另一名妇女同住并有同性恋关系,没有成为当地社区成员攻击的受害者,也没有受到当局的迫害。委员会也注意到,申诉人并未声称乌干达当局试图阻止她离开乌干达。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表明乌干达当局、如警察或其他安全部门一直在寻找她。

8.11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意见,即申诉人在乌干达没有参与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活动,她在丹麦参与此类倡导组织的活动似乎是匿名的,或者并没有使她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以至于她回到乌干达后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委员会忆及,在评估违反《公约》第3条的风险时,需要考虑申诉人是否曾在有关国家境内或境外从事过政治或其他活动,申诉人如果被遣返,似乎可能使申诉人容易遭受酷刑风险。委员会认为,即使她在丹麦参与倡导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的活动,有可能使她面临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虐待风险,但申诉人未能提出足够证据证明她参与宣传活动的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她将引起乌干达当局的关注。

8.12 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的意见,即难民上诉委员会没有考虑乌干达八卦出版物的文章中披露她的姓名和照片可能导致她面临风险。然而,委员会也注意到,难民上诉委员会在2017年5月30日的决定中,审查了这一情况,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如果返回乌干达,不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因为一些组织、主要是在坎帕拉的组织正在积极公开地讨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权利,在法庭上就相关权利案件提起诉讼,在大城镇正在公开讨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问题。

8.13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为了确定是否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如果返回另一国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主管当局应该考虑在有关国家内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大规模地侵犯人权的情况,包括对少数群体的骚扰和暴力行为。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关于在乌干达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人权受到侵犯的报告。然而,委员会忆及,申诉人原籍国发生侵犯人权行为本身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本人有遭受酷刑的风险。因此,据报道在乌干达发生侵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的人权本身,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将申诉人遣返回该国将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

8.14 委员会忆及,通常由《公约》缔约国审查或评估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迫害风险。从委员会获得的资料看,丹麦当局考虑了大量背景资料,得出结论,认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没有受到乌干达当局或公众的针对性虐待。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虽然不同意缔约国当局关于事实的结论,但她并未表示这些结论是武断的、明显错误的或相当于司法不公。

8.15 鉴于上述考虑,根据各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包括关于乌干达的总体人权状况的资料,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没有充分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她返回乌干达将会面临真实、可预见和针对个人的遭受有悖于《公约》第3条的酷刑风险。

8.16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回乌干达并不构成违反《公约》第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