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合 国

CCPR/C/128/D/3032/2017

公民 及 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22 May 202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通过的关于第3032/2017号来文的意见******

来文提交人:

J.I. (由律师Elin Edin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缔约国:

瑞典

来文日期:

2017年10月31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2条作出的决定,已于2017年11月2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0年3月13日

事由:

从瑞典遣返回阿富汗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

实质性问题:

遭受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不驱回

《公约》条款:

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八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1.1来文提交人是J.I.,阿富汗国民,生于1996年。他称如缔约国将其遣返回阿富汗,将侵犯他依《公约》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八条应该享有的权利。《任择议定书》于1976年3月23日对所涉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1.22017年11月2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94条,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案期间不将提交人遣返回阿富汗。

提交人提交的事实

2.1提交人与其父母和哥哥一起生活在阿富汗加兹尼省的Nawur村。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在家里秘密信奉宗教。他的父亲在省重建队工作,挣有足够的钱,让家里有了一些保障。这家人与邻居联系很少,也没有亲戚。在复活节,提交人的母亲会给住在附近的两三家人送面包和水果。在提交人的房子里有一个祈祷用的房间,提交人的父亲过去常常读圣经。这家人还有一个十字架和玛丽(耶稣的母亲)和婴儿耶稣的照片,这些都被藏了起来。他们每顿饭都会祈祷,感谢上帝赐予他们食物。提交人的父亲会说耶稣是救世主。提交人和他的哥哥没有上学,因为学校在清真寺内,当地神职人员因宗教原因不允许他们在那里学习。提交人和他的哥哥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帮忙耕种。他们俩都佩戴着父亲为他们做的木制小十字架。

2.2提交人十岁生日后两天,正和他的哥哥在田里玩耍时,他们听到了尖叫声和枪声。他们看到他们家外面有汽车和武装人员。提交人认为这些人与塔利班有关联。过了一会儿,车开走了,提交人和他的哥哥回到家里,发现他们的父母都走了。他们给父亲的同事打了电话,这位同事过去每天早上都开车送父亲去上班。这位同事把兄弟俩带到了加兹尼,在那里一名走私者把他们带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又带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3申诉人和他哥哥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呆了五年。他们在德黑兰的一家塑料厂工作。在伊朗期间,提交人的哥哥遭遇车祸,失去了一条腿。由于他们的非法身份,他们害怕被警察抓住。由于他们住在工厂里,他们没有与任何基督徒来往。然而,他们会祈祷,在衬衣里面戴着十字架。有一天,提交人的主管看到他的十字架,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打伤了他的耳朵。他的耳朵目前仍然有问题,他在到达瑞典后进行过手术。提交人的哥哥向雇主借钱将提交人送到瑞典。哥哥本人因为腿的原因不能去。一名走私者开车把提交人带到了土耳其。提交人在伊斯坦布尔停留六个月后,被送上前往意大利的小船,随后乘车前往瑞典。

2.42014年8月29日,申诉人在瑞典提出庇护申请。他最初给配了一名合法监护人,并于2015年搬到了一个寄养家庭。他经常参加当地教堂礼拜、圣经研读聚会、基督教夏令营和会议。2015年8月,他在一次大型营地聚会上受了洗礼,200多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2.52015年8月21日,移民局拒绝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认为他的陈述过于简短、不详细和自相矛盾。移民局没有质疑提交人在瑞典定期做礼拜,但怀疑他的信仰是否真实。移民局的结论是,提交人关于他在阿富汗从小受基督教教育并希望在瑞典过基督教生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2.62015年11月11日,移民法院将案件发还给移民局,因为移民局的决定没有具体说明提交人应被驱逐到哪个国家。2015年12月30日,移民局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2016年3月31日,移民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2016年5月19日,移民上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从那一刻起,移民法院的裁决开始生效,所有普通的国内补救措施都用尽了。提交人自愿离开瑞典的最后期限定为2016年9月16日。在那一天,提交人离开瑞典前往德国,并试图在那里申请庇护。然而,德国根据《都柏林三号条例》于2016年9月21日令提交人返回瑞典。

2.72016年12月12日,提交人向移民局提交了一份申请,声称执行对他的驱逐令存在着障碍。为支持这一点,提交人附上了他的法定监护人的个人声明、载有圣经引语和祈祷词的提交人脸书页打印材料、他的牧师出具的证明以及几篇关于在瑞典无人陪伴的阿富汗未成年人情况的文章。2016年12月23日,移民局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移民法院还于2017年6月15日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因为上诉提交晚了。

2.82017年7月10日,提交人提交了第二份申请,声称驱逐令的执行存在着障碍,说阿富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了解到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还声称,在因移民理由而被拘留期间,他因公开信奉基督教而受到其他阿富汗被拘留者和一些工作人员的骚扰,其中一些被拘留者已经被驱逐到阿富汗。2017年7月12日,移民局驳回了这一申请,认为他对基督教信仰的兴趣不会引起阿富汗当局或私人行为者的注意,而且他的宗教信仰不是真实的。提交人向移民法院提出的上诉于2017年7月20日被驳回。移民上诉法院也拒不给予复审许可或上诉许可。

申诉

3.1提交人声称,将他驱逐到阿富汗将构成缔约国违反《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十八条,因为由于阿富汗基督教徒受到严重迫害,存在着不可挽回的伤害甚至死亡的真实和确凿的风险。他指出,在阿富汗,基督教徒和皈依者因亵渎罪被判处长期监禁,议会成员甚至呼吁处决皈依基督教者。此外,由于提交人属于哈扎拉族,因此将被推定为什叶派穆斯林,他将因叛教而被判处死刑。在这方面,他声称移民当局没有评估与叛教相关的风险。

3.2提交人进一步争辩说,移民局因为他不能从神学角度有力地说明他为什么是基督徒便认为他的叙述不可信,这是错误的。他强调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庇护程序中的某些陈述被错误地归咎于他,然后认定他前后不一致。此外,基督教徒在阿富汗受到迫害的事实被用来对付他,因为移民局的结论是,由于这种迫害,提交人关于其父母在阿富汗作为基督教徒生活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此外,移民局错误地要求提交人证明一个皈依者应该有的思想过程,而提交人实际上不是皈依者,而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4.1在2018年3月2日的普通照会中,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

4.2缔约国提出,根据移民局的一份正式记录,提交人于2014年8月28日在瑞典马尔莫市被遇见。他自称是孤儿,1999年出生在阿富汗。他被登记为未成年人,并被安置在专门的儿童收容所。2014年8月29日,提交人申请庇护,并于2014年9月18日被指派一名公共律师。提交人在2014年9月28日被询问时说,他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生时间,但他知道他离开阿富汗时只有10岁。国家法医委员会进行的一项医学年龄评估估计,在2014年11月,他的年龄至少为18.3岁。因此,移民局根据适用于成年人的程序对提交人的案件进行了评估。

4.3缔约国描述了提交人庇护申请和随后上诉的程序历史。缔约国进一步解释说,根据《都柏林三号条例》,移民局于2016年10月3日接受将提交人从德国转移过来。2016年12月12日,移民局决定根据《外国人法》第10章第6条对提交人进行监管,他于2017年4月10日至7月14日处于拘留当中。

4.4关于提交人2016年12月12日的申请,缔约国注意到其中声称他的基督教信仰已经在媒体上披露,因为一家瑞典公共电视广播公司(SVT1)播放了他参加的四次教会活动。提交人还声称,他曾在脸书上写过表达基督教观点的文章,而作为哈扎拉族人,他属于阿富汗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在这方面,缔约国指出,根据《外国人法》第12章第1至第3条,只有在根据新的情况可以假定驱逐令的执行存在持久障碍,并且这些情况以前不可能被援引,或者申请人为没有这样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借口的情况下,才可以批准重新审查庇护案件。在这方面,移民局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考虑诸如希望破灭、对返回原籍国焦虑或社会或财政问题等。

4.52016年12月23日,移民局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请,认为提交人关于其基督教信仰的申诉已经审查过。然而,他关于自己曾在媒体上出现的说法被认为是新的。移民局认为,阿富汗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导致迫害,尽管主要来自私人行为者,因此需要国际保护。然而它的结论是,阿富汗既没有能力监测其公民在国外的行动,也没有兴趣这样做。由于没有证据表明阿富汗有人在脸书或瑞典电视广播中注意到提交人的文字,移民局的结论是,提交人似没有证明由于他在阿富汗的宗教信仰而需要保护。此外,仅仅是作为阿富汗的哈扎拉族人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成为国际保护的理由。

4.62017年7月3日,提交人向警方举报移民局和该局局长不当行使公共权力,并因拒绝其庇护申请而阻碍司法程序。检察官认为,它无法就此事作出决定,该事项包含对移民局决定的上诉和立即释放被拘留者的请求,并向移民局发送了报告。该局将该报告解释为执行驱逐令的障碍通知,并于2017年7月5日予以驳回。

4.7提交人于2017年7月10日向移民局提出了新的申请,并声称执行驱逐令遇到了障碍(第2.8段)。在申请中,他声称在被拘留之前,他参加了圣经课程,并积极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他还认为,根据阿富汗法律,皈依其他宗教可处以死刑,而且阿富汗积极寻找和起诉亵渎伊斯兰教的人。移民局于2017年7月12日驳回了这一申请,认为提交人没有可信地证明他的皈依是出于真正的个人宗教信仰。此外,移民局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的皈依引起了阿富汗公众的注意。关于大使馆了解提交人的新说法,移民局指出,他没有提供任何支持证据。提交人也没有证实他在拘留中心受到骚扰的说法。因此,移民局的结论是,所引用的新情况并没有提供合理的理由来相信提交人已经吸引了阿富汗当局或个人的兴趣,以至于他回国后会有遭受迫害的风险。

4.8关于提交人声称移民局认为他没有证明个人会在阿富汗因亵渎行为而受到迫害,缔约国称移民局在其决定中没有作出这样或类似的结论。此外,缔约国认为,最初提出皈依主张的是提交人,提交人的律师在庇护申请中反复辩称,提交人的皈依会使他在返回阿富汗后面临风险。提交人在庇护申请的英文译文中省略了其中几处关于皈依的内容。

4.92017年7月20日,移民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认为他的申诉是对他以前关于基督教的陈述的补充。此外,即使阿富汗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知道提交人的信仰,这也不足以构成需要国际保护的理由,因为现有的原籍国报告中没有任何内容支持阿富汗当局会助长这种主动迫害的想法。

4.10关于可否受理,缔约国认为,来文证据不足,明显没有根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96条(b)项,来文不可受理。关于提交人根据第十八条提出的申诉,缔约国认为,与第六条和第七条不同,第十八条不具有域外适用。缔约国认为,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三条,应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因属事理由不可受理。

4.11关于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指控,缔约国指出,在确定将提交人驱逐到阿富汗是否构成违反《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时,以下考虑是相关的:阿富汗的一般人权状况,特别是提交人返回阿富汗后将面临的违反《公约》第六条或第七条的个人、可预见和真实风险。缔约国还指出,应充分重视缔约国进行的评估,因为通常应由国内当局直接审查或评估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不可挽回伤害的真实风险,除非发现评估明显武断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执法不公。

4.12关于阿富汗的总体人权状况,缔约国指出,阿富汗是《公约》以及《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报告还提到移民局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新的法律立场文件,该文件指出,尽管该国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但不同地点的冲突强度仍有很大差异。缔约国认为,虽然它不希望低估对阿富汗当前局势的关切,但总体局势本身不足以确定驱逐提交人将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因此,委员会的评估必须根据提交人的个人情况,侧重于提交人被驱逐到阿富汗的可预见后果。

4.13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未能证实他的主张,即他将面临在阿富汗遭受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待遇的个人和真实风险。缔约国指出,《瑞典外国人法》的若干条款反映了与《公约》第六条第1款和第七条规定的原则相同的原则。因此,瑞典移民当局在审议根据《外国人法》提出的庇护申请时,采用了与委员会在审查根据《公约》提出的申诉时类似的标准。

4.14移民局在一名公共律师和翻译在场的情况下与提交人进行了几次面谈。因此,提交人有几次机会解释支持其申诉的相关事实和情况,并向移民局口头和书面陈述案情,以及向移民法院书面陈述案情。

4.15在这一背景下,缔约国认为,必须考虑到移民局和移民法院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以及与本案有关的事实和证据,确保他们有坚实的基础对提交人的案件进行知情、透明和合理的风险评估。此外,鉴于移民局和移民法院是在庇护法和实践领域具有特殊专长的专门机构,缔约国辩称,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国家裁决不充分或具有任意性或相当于拒绝司法。因此,缔约国认为,必须充分重视瑞典移民当局的意见。

4.16关于提交人声称他因是哈扎拉族人而有遭受迫害的风险,缔约国提到了国别信息,表明什叶派和哈扎拉族在阿富汗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塔利班称他们为“兄弟”。缔约国进一步指出,许多针对哈扎拉人的事件的动机中没有记录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歧视意图。尽管对哈扎拉族人的歧视依然存在,但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歧视正在减少,而且仅限于一些地方。鉴于上述情况,缔约国当局认为哈扎拉人的总体情况本身不足以确定国际保护的必要性。

4.17缔约国承认,在阿富汗的基督教徒和那些返回那里的人由于他们的信仰通常有遭受迫害的危险。然而,它指出,寻求庇护者必须证明他或她属于因宗教信仰而有遭受迫害风险的群体。缔约国还认为,提交人的基督教信仰必须基于真正的信念。在与提交人进行了广泛的面谈后,缔约国当局发现他的叙述不可靠或不可信。特别是,移民局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即他的基督教父母没有真正教会他们的孩子基督教或作为一名基督徒意味着什么。鉴于基督教在阿富汗是多么不寻常以及对基督徒的巨大压力,移民局认为,提交人的家庭一定生活在不寻常和困难的环境中,只有最虔诚和最真诚的信徒才会冒在阿富汗作为基督徒生活的风险。因此,它感到奇怪的是,提交人的父母没有告诉他更多关于基督教的情况。此外,他对有关他在阿富汗的基督教生活的问题的回答非常简短,缺乏细节。移民局注意到他当时很年轻,但认为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成年人,应该能够根据他今天的观点,更多地解释这种成长过程。移民局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解释他的想法或感受如何与该地区的其他儿童不同。

4.18此外,缔约国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即他在阿富汗期间或当他和他的兄弟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他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提交人还说,他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工作场所观看了一部关于耶稣的电影,从而获得了关于基督教的知识。鉴于伊斯兰教在该国的地位,移民局认为这一说法不可信。它还认为,提交人未能以详细和真实的方式描述是什么吸引他信仰基督教,以及他为什么决定探索瑞典的宗教。在这方面,移民局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即他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未来并获得教育。此外,提交人声称他的父母因其宗教信仰而死亡,这被认为是推测性的,因为他无法解释他是如何获得这一信息的,而且他从未收到任何关于他们死亡的确认信息。

4.19此外,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声称移民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一点在他向移民上诉法院提出的上诉中没有提出。在上诉中,他仅辩称移民法院的裁决包含误解和错误,但没有具体说明它们是什么。

4.20最后,缔约国指出,在国内庇护程序中,提交人的陈述被认为过于简短,过于缺乏细节,过于矛盾,不能被视为个人经历。无论是他对自己在阿富汗作为一名基督徒成长的描述,还是他对自己想在瑞典作为一名基督徒生活的描述,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缔约国的结论是,提交人未能证实他的信仰是基于真正的个人宗教信仰,或者在返回阿富汗后,他打算信奉基督教。因此,缔约国认为,将提交人驱逐不会构成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规定的义务。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实质的意见的评论

5.12018年10月15日,提交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2关于他根据第十八条提出的申诉,他承认第十八条不具有域外适用,但他坚持他根据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申诉。

5.3提交人重申,在用尽普通补救办法之后,缔约国没有批准新的听证,因此,他从未有机会口头证实关于他在瑞典积极的基督教生活的所有书面证据。虽然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但他最初并没有深入的知识,他的信仰是一个孩子的信仰。然而,他的信仰在瑞典已经演变,他积极的基督教生活使他面临被视为叛教者的风险,这一事实从未得到移民当局的评估。此外,虽然他的宗教团体愿意为他作证,但移民当局没有给予这样的机会。

5.4提交人认为,《外国人法》第12章规定的援引新情况的要求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要求往往被解释为情况与最初的庇护理由无关。移民当局似乎将新的情况解释为新的理由,从而阻止庇护申请人的新主张得到评估。缔约国因这种做法受到批评,但批评毫无效果。在这方面,提交人声称,他三年来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和宗教活动被视为仅仅是对其最初庇护理由的修改,因此被忽视。

5.5关于他在庇护申请中声称他是皈依者,提交人辩称,当时是担任他律师的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了这一申诉。他进一步声称,无论他是皈依者还是基督教徒,如果返回阿富汗,他都将面临被迫害的风险。此外,他指出翻译已经注意到他和他的兄弟都有教名。他还声称,移民当局在发现没有人能够在加兹尼作为基督教徒生活时,采取了武断的行动,尽管移民局以前曾根据该地区的其他阿富汗国民的基督教信仰给予他们难民地位。关于缔约国称阿富汗当局不知道他的皈依,提交人声称,瑞典当局不应要求提供证据证明阿富汗当局是否知道他的皈依,或要求他在阿富汗隐藏自己的宗教。

5.6关于瑞典当局进行的“基督教测试”,提交人援引了一些瑞典律师和教会的批评,他们认为测试不相关,过于复杂,并认为移民当局不了解宗教。此外,他声称当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一种自卫机制,他对自己关于父母的叙述制造了某种情感距离,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创伤性记忆。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与他对父母的爱和渴望密切相关。他觉得他失去了他们,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的宗教是他留给他们的一切。他辩称,当局在评估他的庇护申请时没有考虑到这一情感和心理方面。关于基于他声称通过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观看电影而获得基督教知识的负面可信度调查结果,提交人辩称,该国有许多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该国政权与基督教没有任何问题。最后,提交人指出,在他的一次申请庇护面谈中,他几乎听不懂翻译,翻译讲的是不同于他自己方言的另一种方言。

5.7提交人认为,拥有强大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和文化能力在阿富汗至关重要,但他没有任何家人或亲属。他的口音让阿富汗人知道他曾在国外生活过,他不参加穆斯林传统活动最终会暴露他的基督教信仰。此外,由于塔利班控制了该市的许多地方,他的家乡加兹尼的人权状况恶化了。提交人认为,缔约国天真地相信塔利班的声明,该团体在声明中声称哈扎拉人是他们的兄弟。鉴于上述情况,提交人称,他返回后将面临遭受迫害的严重风险。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6.1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97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6.3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他已经用尽了他可以利用的所有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在缔约国没有就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委员会不排除审议来文。

6.4尽管缔约国辩称第十八条不具有域外适用,但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仅仅援引了《公约》第十八条,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来支持这一主张。因此,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这一申诉证据不足。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它宣布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6.5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以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提出的申诉没有证据为由对可否受理提出质疑。然而,委员会认为,为了可否受理的目的,提交人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支持这一主张,即他被驱逐到阿富汗将会导致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待遇风险。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受理,因为它提出了第六条和第七条下的问题,并着手审议案情实质。

审议案情实质

7.1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1款,根据各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来文。

7.2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将他遣返阿富汗将使他面临不可挽回伤害的真实风险,这违反了《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他声称,由于他的业经媒体宣传过的基督教信仰和属于哈扎拉族人原因,他在阿富汗将处在特别脆弱的地位,将面临可能危及生命的迫害。这些因素因他在10岁时离开阿富汗,在该国没有任何家庭或网络而加剧,而且该国的安全形势也正在严重恶化。

7.3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公约》缔约国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的第31号一般性意见(2004年),其中委员会提到,当有充分理由相信存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挽回的伤害的真实风险时,缔约国有义务不采取引渡、驱逐出境或者其他手段将有关人士逐出其国境。委员会还指出,风险必须是针对个人的,而且有很高的门槛来提供充分的理由来确定存在不可挽回的伤害的真实风险。因此,必须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一般人权状况。委员会回顾,通常应由缔约国机关审查所涉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确定是否存在这种风险,除非能够确定评估明显武断或相当于明显的错误或执法不公。

7.4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认为提交人关于其基督教父母、成长过程和信仰的陈述不可信,因此尽管有洗礼证明和基督教牧师的支持信,他未能证实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委员会还注意到当局的结论,即提交人未能证实,在阿富汗,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可能会受到阿富汗当局的迫害。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认为,对他的基督教主张的评估是任意的,因为当局无视这样的事实,即尽管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但当他失去父母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他的信仰是一个孩子的信仰,在他到达瑞典后,这种信仰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当局认为,提交人未能以详细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描述他是如何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了解基督教的,以及他为什么在抵达瑞典后决定进一步探索基督教。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当局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即他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未来和获得教育。

7.5委员会认为,无论如何,就寻求庇护者关于皈依或宗教信仰的申诉而言,检验的标准是,无论皈依或信仰的诚意如何,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皈依或信仰可能在原籍国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从而造成《公约》第六和第七条所设想的不可挽回的伤害的真实风险。因此,即使发现所报告的皈依或信仰不真实,当局也应着手评估,在本案的情况下,寻求庇护者与其皈依或信仰有关的行为和活动是否会在原籍国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从而使他或她面临不可挽回的伤害。

7.6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移民局的调查结果,即尽管提交人声称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在阿富汗有受到伤害的风险,但他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说法,即他的信仰引起了以下方面的注意:通过他在社交媒体网络上的文字和他在瑞典媒体上的露面,引起阿富汗当局的注意;引起阿富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注意;引起移民拘留中心的其他阿富汗被拘留者的注意。委员会还认为,尽管提交人对瑞典当局的评估和调查结果提出质疑,但他没有向委员会提交任何证据来证实他的说法,即他因其基督教而成为阿富汗当局的目标,或者他所声称的基督教确实为阿富汗当局所知。

7.7委员会认为,它所掌握的资料表明,缔约国在评估提交人返回阿富汗后面临的不可挽回的伤害风险时,考虑了所有已知的因素。委员会还认为,虽然提交人不同意缔约国当局关于事实的结论,但他没有表明移民局2015年12月30日的决定是任意的或明显错误的,或相当于拒绝司法。

7.8委员会忆及,缔约国不得违反《公约》规定的义务而将个人驱逐的义务在驱逐之时适用,而且在即将发生驱逐的情况下,评估这一问题的重要时间点必须是委员会本身对案件的审议。因此,在《任择议定书》规定的来文程序的背景下,在评估各方提交审议的事实时,委员会还必须考虑到可能影响提交人可能面临的风险的新发展。就本案而言,公共领域的信息表明,阿富汗的局势近期显著恶化。 然而,根据案件档案中的资料,委员会无法评估他的原籍国目前的情况可能对提交人的个人风险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在这方面,委员会忆及,缔约国仍有责任在该国就其驱逐或移送采取任何最后行动之前,持续评估任何个人在返回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将面临的风险。

7.9虽然没有低估对阿富汗总体人权状况可能合理表达的关切,并且不妨碍缔约国继续有责任考虑提交人将被驱逐到的国家的现状,但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援引的证据和情况没有提出足够的理由证明,如果他返回阿富汗,将面临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真实和个人风险。

8.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4款行事,认为缔约国将提交人强行遣返阿富汗不会违反《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

附件

委员会委员根提安·齐伯利的个人意见(反对)

1.很遗憾,我不能同意委员会的评估意见,原因如下。首先,虽然阿富汗国民向委员会提交的大多数案件涉及他们离开该国后皈依基督教,因此回国后可能遭受迫害和面临风险的情况,但在本案中,提交人称,他从小在阿富汗长大,是一名基督徒。第二,判定是否“真正皈依”,有很大困难,因为通常很难评估一个人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宗教原因是否真正对所涉活动感兴趣,或者该人是否只是为了创造逃离后能够呆下来的理由才参与这些活动。在本案中,评估是否存在真正兴趣更加困难。第三,哈扎拉族人在1996-2001年期间受到塔利班的迫害,而塔利班很可能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上述问题属于加重因素,增加了提交人遭受塔利班(这个即将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著名非国家行为体)不可挽回的伤害的真实和可预见的风险。作为一名真正的或被认为是如此的哈扎拉族基督徒,提交人不能指望得到国家当局或他自己哈扎拉族群的保护。第四,这个案例涉及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在阿富汗没有家庭或关系网,因为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是一名基督徒;来自安全局势相当不稳定的加兹尼省。 这些个人情况结合起来,便增加了提交人被遣返后其在《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下权利遭受侵犯的可能性。

2.在庇护程序中,举证责任在于提出申请的人。 然而,在申请人作出真正的努力来证实他或她的故事之后,可能仍然有一些陈述缺乏证据。由于难民几乎不可能证明其案件的每一部分,因此常常有必要宁信申请人的说法是真实的。如果说提交人的说法与瑞典有关当局的说法大不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见第7.4段)。作为未成年人逃离该国的阿富汗国民,如何能够证明他的年龄和身份以及他父母的遭遇?瑞典当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更容易与阿富汗当局联系,是否曾努力确立这些基本事实?提交人的父亲在省重建队工作。这些是军民单位,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支持不稳定国家的重建努力而建立的。这些单位于2002年初在阿富汗成立。关于提交人家庭的宗教信仰以及塔利班将提交人家庭作为目标的原因,能否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其他合理的推论?由国家法医委员会开展的以医学方式确定年龄的做法已经停止。此外,该委员会关于提交人情况的报告还指出,存在着将他年龄认定为16岁的16%的可能性。

3.毫无疑问的是,根据阿富汗法律制度,返回阿富汗的基督教徒或皈依者面临遭受迫害和惩罚、包括死刑的真正风险,并且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严重恶化了。此外,毫无争议的是,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受到歧视,偶尔受到有针对性的攻击,在该国没有网络或不了解该国的人将处于弱势地位。提交人属于所有这些脆弱的类别。考虑到上述事实,包括提交人在社交网络上公开表达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并在参加教会活动时受到瑞典国家媒体的曝光,还考虑到阿富汗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知道他的基督教信仰,他的身份和基督教很可能会引起阿富汗当局和个人的注意。我认为,提交人的脆弱特征加上其他加剧风险的多重情况,将在原籍国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使他面临不可挽回的伤害风险。在本案中,移民当局似乎评估了提交人分别声称的每一项保护理由,但并不认为综合理由会加剧提交人的风险,尽管他有多重脆弱特征。

4.缔约国应充分重视一个人如果被驱逐可能面临的真实和个人风险,有关缔约国有责任对具有多方面脆弱性的提交人在阿富汗将面临的风险进行个性化评估。提交人如果返回阿富汗将面临的风险因他在该国没有家人或亲戚而加剧,自他10岁离开该国以来,他从未去过那里。

5.鉴于上述情况,瑞典当局没有充分评估提交人作为一名被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返回阿富汗的真实的、个人的和可预见的风险,以及增加风险的其他因素,也没有适当考虑提交人在原籍国的个人情况的后果。因此,如果将提交人遣返阿富汗,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享有的权利。